唐初的府兵制是由北魏传承而来，结合了均田制的特点。府兵在平时以农业生产为主，农闲时则接受军事训练。每个府兵轮流前往京城担任宿卫工作，并在战争爆发时应召出征。府兵不仅要自备武器、战甲和粮食，战争结束后，他们便“兵散于府，将归于朝”，各自回归到日常生活中。
当时，全国设有六百多个折冲府，其中绝大多数都设立在京城周围，尤其关内一道就有二百多府，河东和河南三道的府兵总数占到全体折冲府的约80%。这些府兵通常隶属于中央的十二卫或东宫的六率，这样一来，中央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更加稳固，避免了武将独立权力过大的问题。
在唐代初期，隋朝末年的动荡导致大量荒废土地，而府兵制的土地分配能够确保每个士兵的生计，保证他们在平时耕种、战时征战的经济稳定性。尽管府兵需要自备武器、装备和粮草，但由于土地分配的保证，他们依然保持较高的积极性，而且府兵的社会地位也相对尊贵。
然而，随着唐代贵族官僚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流转，均田制逐渐破坏。高宗时期及武则天时代，人口激增，商品经济发展迅速，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。大量贵族和富商通过权力和财富掌控土地，使得均田制逐渐无法实施。农民的土地分配减少，贫困加剧，许多破产农民变成了佃户，这直接导致了府兵制度的衰退。
展开剩余76%由于均田制的破坏，府兵的来源枯竭，士兵们无法自备军事装备，参军的积极性大幅下降。各地的折冲府开始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，“宿卫不能给”逐渐演变为“无兵可交”。随着战争频发，边防士兵的数量也越来越不足，而战争的伤亡也让原本的“平时耕种，战时出征”的府兵模式无法持续。到了唐中期，募兵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，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开始实行募兵制，以弥补府兵不足的问题。
到唐玄宗时期，随着与契丹、突厥、吐蕃、南诏等国家的持续战争，兵员损失严重。天宝八年(公元749年)，折冲府“无兵可交”，这一时期开始，募兵制度全面取代了府兵制，士兵们成为职业雇佣军，武将逐渐独立控制军队。
唐初的军事体制设置以各级都督府为核心，地方军事指挥由都督领导，到了贞观时期，军事组织逐渐形成了“重首轻足”的局面。此时，唐帝国的军事指挥体系逐渐完善，各边防区域划分更加精细，以幽州、并州、朔方等地设立大总管，负责对边防进行指挥。
唐朝初期的边境防务逐渐重视，特别是在太宗时期，边防的布置逐渐强化。到了高宗时期，随着边境战事频发，设置了多个都护府，专责管理边疆和战略要地的军事、政务事务。都护府制的设立标志着唐朝军事战略的逐渐成熟。
这些都护府分布在广袤的边疆地区，例如安西、北庭、安北等地，均设立了专门的军事指挥机构。每个都护府不仅负责边防作战，还承担着管理地方的行政与财政职能，成为了地方军事与政务的综合管理单位。
随着边防战事的持续，唐朝对节度使制度的依赖愈加深厚，节度使不仅负责边防防守，还管理地方的屯田、财政和治安等事务。这使得节度使逐渐拥有了庞大的权力，甚至在一些地方，节度使的力量超过了中央的控制，成为地方的实质性统治者。
特别是进入唐玄宗开元年间，节度使的权力逐步扩大，且权力的集中导致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剧。节度使的驻守地区逐渐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，尤其是由于边防将领的长期驻守，他们的军权逐渐膨胀，成为了地方独立的军事力量，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。
而后，安史之乱加剧了唐朝的分裂局面。藩镇割据情况变得更加严重，节度使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加深，一些藩镇甚至开始与中央对抗。即便在唐宪宗时期，朝廷试图平定藩镇割据，但由于政治腐败，依然未能根治这一局面。
最终，唐朝在经历了黄巢起义的冲击后，割据局面进一步加深，许多藩镇开始独立成王，甚至自行称帝。唐朝在面对这种局势时，已无法挽回，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，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代。
总结来看，唐朝的军事失败，主要归因于节度使制度的膨胀和地方割据局面的形成，府兵制的破坏，使得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大幅削弱。与此同时，宦官的权力膨胀，导致了军事指挥体系的混乱，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战斗力，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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